从造船到半导体，韩国专家直言：中国已在核心技术上全面超越
在阅读此文之前，辛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编辑丨hx韩国 KBS 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明见万里》，在韩国社会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舆论震荡。节目特意请来深耕国际事务领域的专家金兰都，围绕世界格局演变、中国科技发展脉络与韩中关系走向展开系统梳理，罕见地以数据为支撑、以产业事实为依据进行正面比对，打破了韩国媒体长期以来在相关议题上的回避与否认惯性。
这次纪录片给出的核心基调，是坦然承认中国多年来持续加速发展的客观现实，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韩国当前的处境与未来的发展路径。
舆论震荡的直接来源，在于节目中高密度的信息呈现与高强度的结论输出，播出后，韩国各大社区平台迅速将焦点汇聚到 “中韩差距” 这一核心议题，讨论从人才储备延伸至产业布局，层层外溢扩散。
韩国媒体罕见的真实
韩国多家媒体随后跟进推出专题报道，将公众长期对中韩发展差距缺乏敏感的原因，拆解为选择性信息接收与叙事偏差的双重作用。这些分析的核心观点十分明确：并非韩国社会完全不知道中国在变强，而是主动选择了忽视，最终在舆论场上形成了集体认知滞后的局面。
产业领域的对比最具说服力。造船业的新增订单被视为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指标：中国拿下了全球约 65% 的新船订单，而韩国的份额仅约 20%，悬殊的数字直接勾勒出两国在该领域的竞争态势。
科研投入的差距同样清晰可见：中国年度研发经费已超过 3 万亿元，约占 GDP 的 2.6%，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与韩国相比已不在同一数量级。
新能源汽车产业则以终端销量印证了供给与需求双端的支撑力量。中国一年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接近 1000 万辆，韩国本土销量仅三十几万辆，即便加上出口总量也仅约 150 万辆。
这种量级差异带来的，是上下游产业生态的巨大鸿沟，中国在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领域的配套能力，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而持续提升。
舆论场并未止步于单纯承认差距，另有一股思路试图用标签化话术缓冲产业数据带来的冲击。所谓 “首尔病” 的概念被推上社交平台，试图用中国游客对韩国消费的迷恋叙事，稀释产业竞争中的被动感。
但出行统计数据却与这种包装形成鲜明反差：2025 年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中，韩国仅排第八；2024 年中国出境游总量约 8700 万人次，赴泰国的游客超过 600 万，而赴韩国的仅 300 多万，热度排序与标签叙事出现了明显背离。
旅游业的政策与民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矛盾轨迹。一端是旅游行业基于获客逻辑，积极配合免签等政策工具争取中国游客流量；另一端却是公众的排斥情绪，在韩国国会网站上，“要求废除对中国免签” 的请愿已聚集到四万人的规模。
更值得关注的是消费结构数据，韩国旅游局报告显示，中国游客的人均消费在所有客群中最高，超过日本与欧美游客，这种 “高度依赖 — 情绪排斥” 的并存景观，使得利益与情绪在韩国社会内部持续拉扯。
纪录片热议
纪录片触发的讨论很快延伸至技术含量更高的硬核赛道，半导体产业被置于显微镜下仔细审视。分析结论直指基础技术链的位次变化：过去长期由韩国把持优势的领域，如今中国在几乎所有基础环节都实现了跨越，即便是韩国传统强项的存储芯片，也开始面临守势压力。
这种变化带来的是供需关系的根本性位移，曾经的中国客户已成为正面竞争者，在价格、产能与供应稳定性上与韩国企业展开激烈拉锯。而显示器、整车等韩国传统优势产业的被动处境，更说明这一轮产业竞争并非单点突破，而是多产业带的集束式反超。
半导体领域的细节对比更显冲击力。2025 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中国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北方华创实现营业收入约 3.1 万亿韩元，净利润约 6200 亿韩元；而韩国排名第一的设备企业 SEMES 同期营收仅 1.1 万亿韩元，营业利润仅 821 亿韩元，北方华创的营收是其 2.84 倍，利润更是达到 7.89 倍。
韩媒坦言，这不仅是两家企业的胜负，更是中国产业生态飞速发展与韩国企业原地踏步的鲜明对照。在芯片设计关键的 EDA 软件领域，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也因中国产品的高性价比而悄然使用，只是在美国政策压力下陷入两难选择。
宏观经济体量为产业变化提供了更醒目的背景板。2024 年中国 GDP 超过 18 万亿美元，韩国约 1.7 万多亿美元，经济体量的差距已成为结构性事实。
即便以人均 GDP 衡量，韩国虽仍以 3.3—3.4 万美元区间保持领先，但中国已超过 1.2 万美元；回望 2000 年中国不足 1000 美元的起点，二十余年十几倍的增长使得差距呈现明显收敛趋势。叠加中国内需驱动的经济韧性与韩国出口依赖的结构脆弱性，两国的发展策略空间天平已出现明显偏转。
经贸依存度进一步凸显了现实约束。尽管韩国国内多次出现降低对华依赖的口号，但统计数据显示，其对华经济依赖度仍维持在 20% 以上的高位，中国依旧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此语境下，情绪化叙事与结构性利益的冲突持续上演，政策制定与市场规律之间的张力被迫不断抬升。
技术基础设施的对比将结构差距拉得更为直观。中国 5G 基站累计数量已突破 380 万，韩国则在五六十万量级，差距达到六七倍；AI 企业数量上，中国超过 4000 家，韩国不足 500 家，创新主体的密度与资本承载能力差异由此清晰显现。
从网络覆盖到算力支撑，从创新主体到产业生态，中国纵向贯通的供给能力正在改写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面对这一变化，韩国政府在 2025 年 4 月紧急宣布，将半导体产业支持计划从 26 万亿韩元扩大至 33 万亿韩元，却仍被业内视为双重压力下的被动防御。
政治与安全框架并未为韩国提供缓冲空间，长期追随美国的定位使其在关键议题上陷入被动，驻军经费等问题频繁引发社会不满，“钱包” 的隐喻在舆论中反复出现。
内部结构性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压力：青年失业率在 7% 附近徘徊，高住房门槛推高了家庭决策成本，婚育指标持续下行，大量青年转入长期备考的 “考试族” 轨道，社会流动减速的体感日益强烈。
文化市场的版图也在发生改变。中国影视、综艺与短视频产业不断扩大供给规模与内容厚度，内需市场的繁荣与出海分发的推进并行，其体量与迭代速度对韩流的传统影响力形成挤压。
与此同时，韩国娱乐产业的海外收入仍高度依赖中国受众，商业利益依赖与舆论摩擦的并存，使其时常在言行失范与市场收益之间陷入摇摆。
将这些线索编织成坐标系，纪录片最终将核心关键词落在了 “嫉妒” 二字上。这一表达背后的事实，是长期位次变化带来的心理与叙事错位：韩国社会一端离不开中国市场的现实支撑，一端又难以接受被反超的现状。
依赖与排斥并行，产业竞争与舆论情绪交织，使得韩国社会形成了 “承认 — 否认 — 再承认” 的认知循环。
放在更宽广的历史窗口中观察，体量差距的拉大、人均差距的收敛、产业链条的再分工、技术底座的纵深化，共同将区域格局推向了新的临界点。
韩国在出口依赖、资本集中与安全从属的三重约束中艰难寻找平衡，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对结构现实的回应速度；而舆论层面的标签化与情绪化，终究难以抵挡供给、需求、技术、资本形成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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