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外滩年会：变局中的新秩序与新科技
文 | 江玮
编辑 | 苏琦
当下世界正经历数十年以来最深刻的变局，多极化加速演进但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贸易冲突、公共债务高企、能源转型、气候危机等问题使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突破性技术进展则在开启新一轮生产力跃升周期。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可能只会愈发显著。与单极世界相比，多极化的世界更加需要各国的多边合作与团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深深交织于全球经济网络之中。”10月23日，外滩年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特里谢在2025外滩年会发表致辞时说。
2025外滩年会主题为“拥抱变局：新秩序·新科技”，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全球21个国家及地区的700余位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共同探讨在全球秩序重构与科技革命交织背景下的经济、金融与治理议题。
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将从2024年的3.3%下降到2025年的3.2%和2026年的3.1%，这些数字高于今年4月的预测值，但仍低于政策转变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高度不确定性已成为新常态，并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虽然没有像此前预期那样陷入衰退，总体上经受住了多重冲击带来的压力，但全球经济的韧性尚未经受完全考验。面对保护主义和割裂状态的加剧，全球增长前景依然黯淡。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正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使得美国经济在经历年初的下滑之后实现反弹。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原主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森·弗曼的一项研究发现，2025年上半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几乎完全由数据中心和信息处理技术推动，但如果剔除这些领域，美国的增长率仅为0.1%。“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股市正在押注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回报。”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对《财经》表示。
旧秩序正在分崩离析，而新秩序尚未到来。“我们正处于两个秩序之间的过渡期，没人知道20年或30年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财经》说。他表示，新秩序的形成往往需要很多时间，因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是“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事业之一”。
全球变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美国全球秩序的时代。”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在主持一场以“全球治理变局和全球问题的应对”为主题的圆桌讨论时说。
自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他不按常理出牌的执政风格，尤其是以“对等关税”为代表的贸易政策以及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一系列决定使世界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
“他（特朗普）制造了一个真空，一种颠覆性的转变——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沃尔夫说。他指出，特朗普第一次上台执政已经表明美国社会相当多数的人不愿意美国再继续扮演过去的全球角色，他们对全球化失去了信心。在特朗普重新掌权后，他不仅摧毁了既有的全球贸易体系，也从根本上削弱了盟友关系，使美国从多边体系的守护者变成挑战者。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指出，特朗普政府所做的事情深深根植于美国与世界的现实之中——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增长的旧模式已经终结。“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改变在全球化时期形成的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旧有安全与经济格局，并试图构建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格局。”他说。
在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看来，全球化总体上对世界是有益的，各国都能从国际分工与全球供应链中获益，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分配全球化带来的收益。
罗奇表示，转向极右翼的暗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对未来构成了巨大威胁。罗奇指出，全球经济虽在增长，但增长并不强劲，低于过去60年的平均增长率3.5%。“当经济增速像现在这样低于趋势水平，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世界缺乏趋势增长所能提供的韧性正常缓冲……当增长放缓时，世界会变得更容易受到新的冲击。”
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政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首要冲击之一。尽管他宣称关税是为了解决持续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为美国劳动者和生产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多位学者均指出关税并非好的政策选择。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肖特对《财经》表示，与使用关税相比，应该有更好的政策组合用于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他分析说，如果关税是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应该有一种方法来衡量它对美国制造业带来的额外成本影响、它将对美国贸易伙伴产生的影响以及贸易伙伴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在大西洋彼岸，作为美国盟友的欧盟也未能从这场范围甚广的关税战中幸免。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原司长伊格纳西奥·贝塞罗对《财经》表示，关税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做法，美国大范围使用关税并非是有效的经济安全战略。“如果你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是让供应链更加安全，那么征收关税并不是最佳途径。”他说。
贝塞罗表示，如果美国认为在某个特定领域对某个国家的依赖程度过高，并担心这种依赖可能被对方“武器化”时，需要采取的策略应该是多元化和产业政策的结合，这意味着寻找替代性的贸易伙伴和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来增强本国能力，而非通过加征关税来实现。
尽管欧盟与美国在今年7月达成了贸易协议，但如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4月所言：“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已不复存在。”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已现，并在短期内难以修复。在沃尔夫看来，欧洲人因为与美国最为接近，如今陷入了“无依无锚”的状态。
希腊前财政部长、欧洲大学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乔治·帕帕康斯坦丁诺对《财经》表示，当今世界越来越分裂，尽管不同地区对经济和政治体系有不同的偏好和不同的行事方式，一定程度的分裂在所难免，但如今的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加危险。他强调，面对这一新的环境，各方需要努力缓和局势，并找到合作的解决方案。
“如果中美两国无法前进，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将无法前进。”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对《财经》表示。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找到一种相处之道至关重要，要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多重挑战下的货币政策制定
在一个动荡的世界，各国央行不仅面临经济层面的挑战，还需应对政治因素的影响，如何在复杂环境下调整策略成为关键。
在过去几个月里，尽管美国关税水平迅猛提高，但迄今为止美国并未出现显著通胀压力，由关税引发的通胀效应弱于预期。
以色列央行前行长、弗伦克尔-祖克曼全球经济学研究所主席雅各布·弗伦克尔对此表示，尽管市场的很多担忧尚未发生，但当前的“一切正常”只是暂时，不应就此认定关税可以作为主要经济政策。印度央行原行长、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当前还处于关税引发的通胀效应尚未显现之前的阶段，但已有迹象表明商品价格正在上涨，只是关税成本完全转嫁仍需时日。
继今年9月宣布降息之后，美联储在10月再次宣布降息25个基点。有预期认为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和明年1月继续降息，通过连续四次降息，累计降息100个基点。拉詹在年会上谈到美联储降息前景时表示，美联储最初降息是出于预防性考量，关键问题在于后续数据将会传递什么信号，美联储的政策步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走势。他认为，整体而言，美国在通胀走势方面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断言“持续降息是正确方向”为时过早。
美联储在8月更新了货币政策运行框架，重申2%的通胀目标并强调通胀预期锚定的重要性。2%也是多数央行的通胀目标，但在现实中这一目标往往难以精准实现。
弗伦克尔认为设定“通胀区间”比“单一数值目标”更合理，例如即便目标是2%，也可将其定义为1.5%-2.5%的区间。“这样小幅偏离就不会导致两种问题：一是损害央行信誉；二是迫使央行进行无意义的政策调整，这种调整不仅对经济态势毫无帮助，还会带来额外扰动。”他说。
今年9月，欧洲中央银行宣布，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自2024年6月开启降息进程以来，欧洲央行已下调利率8次，但从今年7月起选择“按兵不动”。
爱尔兰央行原行长、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霍诺汉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增长率趋于0至1%的极低水平，但失业率处于低位且仍在持续下降，从央行角度看，当前确实存在某种稳定性。关键问题在于，欧洲央行是否已准备好应对潜在风险。
霍诺汉指出两种可能会迅速爆发的风险：一是金融稳定性问题，即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二是源自政府的问题，例如法国当前面临的财政困境。
自从2024年3月终结负利率时代、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以来，日本央行一直采取谨慎而缓慢的加息策略。日本央行原行长、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白川方明表示，日本央行维持当前的货币政策立场主要基于两点考量：其一是核心通胀率仍低于2%；其二是受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经济与通胀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白川表示，这种解释或许有其道理，但他并不完全认同。白川认为，日本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谨慎态度是源于对金融市场可能产生负面反应的担忧，关税引发的额外不确定性也成为货币政策调整迟缓的理由。
“日元贬值引发通胀会削弱民众实际购买力，这正是消费持续疲软的原因之一，因此我认为日本央行需要逐步调整利率。”白川说。
亚洲开发银行（ADB）前行长中尾武彦也对《财经》表示，日本央行应该继续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包括渐进合理的加息。“虽然有人认为一个弱的日元有利于提高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但我认为一个更强大的日元会让日本经济变得更强大。”
中国经济前景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今年三季度同比增长4.8%，增速比二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这主要是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结构调整压力较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没有变。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外滩年会期间表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受经济外循环的驱动，如今需要更通畅的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以及通过更积极的政策组合来支持经济增长。
“我们需要一套政策支持长期或者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改革政策，这都在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及。”黄益平说。他进一步建议，制定更激进的宏观政策，中央政府可适度加杠杆、减少一些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杠杆，通过这些政策努力推动国内经济的增长。
在外滩年会期间举行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指出，中国宏观经济的亮点很多，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对外出口方面取得不错的进展，尤其在市场化竞争程度和开放程度高的部门实现了生产率的进步和技术的提升。中国经济的主要压力来自需求端：从今年三季度开始，制造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等出现下降，消费的增长也有所放缓。
张斌表示，面对需求不足的局面，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宏观经济的对策更加灵敏和积极，比如5000亿元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他预期中国经济在今年四季度会进一步回稳，最终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则指出中国消费占比GDP较低的两大因素：周期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前者是因为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或短期的宏观经济走势导致，后者则与中国的“二元经济”特点有关，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整体储蓄率相对于别的国家更高，消费水平相对更低。
对于明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向，张斌表示，今年的发债或者支出比去年更积极，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支出力度。利率方面，相对于目前的物价和企业盈利水平，政策利率虽然已处于历史低位，但考虑到真实利率水平依然较高，在进一步调整政策利率、带动融资成本下降方面仍有空间。
AI变革与治理
过去几年，人工智能实现重大技术突破，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斌在外滩年会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是一场“认知的工业革命”。他强调，在这场变革中，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因AI赋能程度的差异而拉开数量级差距”。
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在谈及人工智能时表示，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并提醒需警惕“索洛悖论”重演，即技术投入未必立即转化为生产率提升。
不过在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罗伯特·鲁宾看来，“索洛悖论”不适用于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是根本性的、能够重塑经济活动的通用技术革命，可以更快转化为生产率。鲁宾认为，人工智能在当前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业岗位未必随之增加。
在一场关于“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动态演变”的讨论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表示，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入门级劳动力和大龄劳动力的影响，他们在中国被称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老一小”，其中“小的”是青年劳动者，“老的”是大龄劳动者。他指出，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并不可能被所有人分享，因此需要有相应的公共政策来应对。
今年5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但最可能的结果是岗位转型而非完全替代。
国际劳工组织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埃克哈德·恩斯特在外滩年会上表示，虽然一些入门级工作确实因人工智能发生变化，但目前人工智能不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影响。他同时指出，人工智能革命没有发生在每个国家，部分原因在于缺乏人工智能化公司所需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例如数据中心和云计算资源，只有这些资源首先到位，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才有可能。
特里谢强调，必须审慎评估人工智能的利弊，推动其朝着高效、安全的方向发展。希腊前财长帕帕康斯坦丁诺也表示，人工智能治理需要一个全球协议，但不幸的是现在缺乏这样的政治意愿。
2024年，欧盟正式出台《人工智能法》，这是全球首部全面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性立法，其核心是监管。帕帕康斯坦丁诺指出，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根据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活动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分类，这很重要。“我担心的是我们陷入了所谓囚徒困境，大家都想争第一，想成为第一的国家不太愿意考虑风险，因为这往往意味着需要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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